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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 一文，文中对顾顺章的特点作了归纳，其特点如下：

　　杨之华，又名杨音、杨艺华，曾用名文严，化名杜宁，浙江萧山 人，1900年1月生，是瞿秋白的妻子。

　　她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4年转为党员。大革命失败前，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 曾任上海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与顾顺章同为五大中央委 员。

　　杨曾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从武汉迁回上海到赴苏参加中 共六大之前这段时间里，杨之华与顾顺章在中央机关共事，因此她 对顾顺章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张国焘对顾顺章的印象是“精干”、“能干”、“有才华”,对服务工 作周到和“十分卖力”,搞秘密情报工作花钱太多等。

　　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 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撇开其他暂且不说，顾顺章的精明能干，有才华奇技，有勇有谋， 处事果断，服务周到等特点，确实有。

　　顾顺章以他这些特点，在加入 至叛变之前，的确为做了好事，仅大革命失败后， 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能稳步站脚这一点，就有他的功劳。

　　但是，顾 顺章在为服务过程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 命队伍良莠不齐，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 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 傲等。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 挥。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招兵买马。顾 顺章借机把他在上海的帮会兄弟招进来，充实到工人纠察队中去。这些 帮会兄弟作战比较勇敢，敢于冲锋陷阵，但时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 如只听顾顺章的话，其他领导人指挥不动，行为不受纪律约束，内部斗 殴，外部扰民等。

　　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及时发现了这类问题，提出 严肃批评，要求他马上整改。虽然顾顺章也做了一些改正，把不良行为 明显的帮会兄弟辞退出去，但他并没有以此为教训。

　　中央回迁上海 后，特科“红队”重组，顾顺章利用大量用人之机，利用职权， 故态复萌，又把他以前的帮会兄弟拉进“红队”,使革命队伍又出现良 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造成队伍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

　　1928年 3月，“红队”有些队员以夺取武器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馆打死了前来上海购买武器搞地主武装的李仲丹。这事惹出了乱子，造成了严重后 果，参与其事的“红队”队员大部分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在狱中病死， 削弱了“红队”的战斗力量。

　　顾顺章还讲江湖义气，滥用职权，带“红队”去帮他以前的帮会哥 们顾竹轩打架。

　　顾竹轩，苏北人，青帮“通”字辈流氓，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后 来成为上海新天蟾舞台戏院的老板，以前是顾顺章的“哥们”。

　　顾竹轩在戏院行业竞争中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发生矛盾。顾竹轩找到顾顺 章，向他诉说常春恒不择手段拆他的台，挖他的墙角，使他的生意日益 走下坡路，请求顾顺章帮忙。

　　顾顺章不分是非，不考虑“红队”是 的武装队伍和中央的保卫队伍，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动用 这支队伍办私事，泄私愤图报复的规定。私自带领“红队”队员去帮助 顾竹轩打架，最后把常春恒打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疯狂屠 杀人和革命志士，中国处于“”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 潮加入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 。为了遏制这股歪风，制定了叛徒的政策。

　　但是，这是有 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击，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斗争 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甚至站在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

　　顾顺章对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 共坚持这一原则的。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

　　顾顺章自恃是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 上，严重违背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危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

　　这种做 法，虽然一时震慑了叛徒特务，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它易于 引起群众对组织的反感，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脱离了群众，孤立了 自己。

　　有一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①的总机关每周在一 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

　　“包 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 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正像 项英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怎么，就连国 家观念也没有， 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的工作 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党员一股脑儿捉完 了，无异于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 久，收入多。这些人将生财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他们也 可以为我们所用。

　　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 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 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 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

　　顾顺章还是决定要干。陈赓没有办法，只好搬出准备出国的周恩 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顾顺章，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行动终于放弃了。

　　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中央机关在武汉时期，顾顺章较为注 意自己的行为，他的缺点、毛病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他还不敢明目张 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 为注意自己的言行。

　　中央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中 央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效果不错；他的“恐 怖威慑术”在“”的上海滩，对叛徒、特务确实发生了一定的 威慑作用；他的精干灵巧、办事利索、神通广大等，有时起了一般特科 人员甚至是中央有关领导人起不了的作用。这使他开始居功自傲起 来。

　　他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析取得这些成绩、成就的原因和个人在这些成 绩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把一切功劳都包 揽过来，归为己有。

　　他把中央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功劳全部都划归 为自己的努力和自己有本事的结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独 行，目中无人。

　　顾顺章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 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 口，利用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的密探黄歧的需 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可是， 处决了黄歧之后，顾顺章却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石库房子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始建于1870年前后的上海 英租界内，后在上海市区得到迅速的发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9000余 条弄堂里，多达20多万幢，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居民建筑的一大特色。

　　它适合于中产阶层人士居住，在20世纪20年代， 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 房子，捐税不算在内，月租金约在40块大洋左右。

　　平心而论，为了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为中央委员(后来 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 顾顺章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 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 奢侈些。

　　中央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中央后勤部门给罗亦农租的两处 房子都是比较好的。

　　第一处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这幢房子租好后，罗亦农的行李搬进去，人还没有住进去，就发生了失窃，中央担心安全出问题，决定放弃。

　　第二处是“新闸路麦特赫斯路口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 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

　　特科人员黄慕兰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为了使她的生活条件与她表面的社会身份相符，她在《自传》介绍：

　　“安排我住在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那里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 一个白俄公寓，三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 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

　　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 发，穿了半高跟鞋，戚元德(时为特科交通科的负责人吴德峰的妻子)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

　　他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 财产和住宅，自称是“顾公馆”,不允许的其他住进这里。而 且房子装修富丽高档，铺设奢华。

　　历史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 载，岳先、秦少智编著的《虎穴龙潭》倒是有段具体的描述：“地坪是 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 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

　　平顶下垂 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 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 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

　　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 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轮美奂的西洋 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 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顾顺章生活腐化，挪用有限经费于挥霍，当时与他有过接触的 重要人物对此是有同感的。

　　盛忠亮认为顾顺章“背着周恩来过着挥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 行早已丑名远扬”。

　　多次采访过陈赓的穆欣先生说：顾顺章“家里只有陈赓能去。陈赓 去过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烟。”

　　与顾顺章在特科相处了三个月的认为：“顾顺章这个家伙，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

　　留苏回国后因加入托派而被开除出的王凡西对顾顺章的印象 是：这个人流氓气极重。

　　张国焘回忆：“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 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指1931年春，张国焘从苏联回国——笔者 注),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

　　张国焘所说的 “海派气味”其实是“白相人”(上海解放前对帮会、流氓分子的俗称) 的另一种婉转的说法。也许是张国焘后来也成为叛徒，惺惺惜惺惺 或同病相怜，他对顾顺章的印象总体是好的。

　　真正的人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顾顺章却是个“宿 命论”者。他毫无顾忌地告诉陈赓：他曾找过“星相家”看相算命，“星 相家”说他两眼明亮炯炯有神，高鼻梁，身板结实等都是“福相”的特 征，将来会发迹，当皇帝。

　　陈赓曾与顾顺章一起到苏联学习，特科建立后又是顾顺章最直接的 助手或副手，与顾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

　　他曾多次奉劝顾顺章生活 检点些，顾顺章不以为然，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说：“经常出入夜总 会、吸是特科搞情报和请对方帮忙应酬等工作的需要。夜总会是三 教九流云集的地方，在那可以探听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陪人吸时 一榻横陈效果很好，在两个人的小天地里，在毒素的刺激下，对方 兴奋无比，无所不谈，我们从中可以捞取许多重要情报。对方以为清正 的人是不会进夜总会、吸，怎么会怀疑我的身份呢。”

　　顾顺章依然我行我素。好在是陈赓，因为在顾顺章的眼里，特科中只有陈赓 的能力他才看得上眼，其他人通通不行。不然，特科的其他是不敢 批评奉劝他的，一旦提出婉转的看法也会遭到他训斥，甚至臭骂一顿。

　　有的书中说：为了搞到更多的金钱，满足自己奢侈腐烂的生活，顾 顺章甚至将情报活动的掩护手段——魔术，当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他 以魔术师“化广奇”的艺名，公开地在大世界游艺场表演魔术；他还在 斜桥路22号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兜售玩魔术用的小道具。

　　著名的党员职业化、机关社会化、群 众化，是为了适应的环境和秘密工作的需要。

　　1928年5月， 周恩来在起草《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就提出：“机关的群众化，负 责的职业化亦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为贯彻六大决议而发布的《告全体书》中，周恩来明确把“党员职业化”作为对全党一 致奋斗的四项标准之一，并作了具体阐述，指出：

　　“失业应当设法 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 去谋职业，无职业技 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 到工厂中去做工，间 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 党员不依赖党生活，而且 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 扩到大到群众中去，同时 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 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 正群众的党。”

　　顾顺章表演魔术和开卖魔术道具店是符合以上精神的。顾顺章表演魔术的地点是大世界游艺 场，大世界游艺场位于延安东路西藏南路转角处，占地12亩，高4层， 是上海滩著名的娱乐场所。

　　顾顺章的魔术技艺的确精湛，据当时看过他表演的人们反映：“他 表演的大魔术中有‘大锯美人’(‘美人’由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扮演)、 ‘骷髅说话’等节目，颇受观众叫座和赞赏。”

　　他的表演不是个人的秘 密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除了张杏华(时为地下党员)外，特 科行动科的副科长谭忠余(谭娶张杏华的妹妹张爱宝为妻，是为顾的连 襟)、张阿莲、张文虎、张文龙等在表演时都去充当配角。

　　顾顺章开魔术道具店与特科在上海开设的其他有关店铺如出一辙， 是机关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借店铺 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据特一科科长洪扬生回忆，当时特科开设经营性 店铺以掩护地下工作的主要有：

　　它是中央与共产 国际驻华代表的一个秘密接头机关，中央会曾在这家店 里开过。

　　店老板是朱锦棠，湖南株洲人，工人出身，1895年生。1922 年2月加入，参加安源工人罢工。是四大的中央候补委员。

　　大 革命失败后，朱曾任顺直省委书记、中国赤色救济会党团书记。 1929年夏受组织安排担任古董店经理。

　　1930年底，朱锦棠被派往 广东汕头，以西药行经理身份从事秘密交通站工作。

　　1931年4月以后 转移香港经商，从此。顾顺章的岳母张陆氏曾在这家古董店里当烧 饭阿姨。

　　老板是北方人张克诚(化名),店员为浙江余姚人戴荣鑫。 顾顺章安排了一个松江阿姨在店里烧饭。

　　那时领导人为了安全，要 经常搬家，租房时木器店可以提供铺保，所需家具也由这里供应。有一 些秘密会议开过以后，房子虽然退租了，但是购买来的家具一时无处堆放，可以搬运到这家店里堆放。

　　同孚路(现石门二路)上一条弄堂口的“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 谊代办所”。

　　它是一幢石库门房子，门面作为律师事务所和信谊代办所， 实际上是特科秘密接头和传递文件的机关，房子的底楼厢房为特一 科和特三科有些成员的聚居区，里面储藏着特科的武器弹药。

　　书店既可以出版、印刷、出售进步书刊，又 可以作为和共产国际及苏联的秘密通信机关。共产国际与的通 信以及苏联提供给的活动经费常常通过书店作为中转站。

　　该店于 1929年秋开业，经理王逸常，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第二次东征 任东征军团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留学，1929年夏回到上海待 分配。

　　胡允恭是安徽寿县人，北伐 战争前在两广区委工作，1926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 师三十五团政治指导员，攻打武昌城受重伤。1929年春到上海中 央军委工作。

　　王步文是安徽岳西人，1923年加入，1925年赴日留学， 与王树声、童长荣等一起组织东京支部。1927年回国。王步文后 任安徽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5月在安庆被杀害。